中德跨文化AD国际合作大幕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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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跨文化AD国际合作大幕拉开
开幕式
2016年11月16日，在历史悠久的德国重镇科隆市，第一届“神经精神疾病国际合作研究中心海外会：Sino-German Symposium on preclinical AD”胜利召开，本次会议由德国科隆大学医院精神科主任Frank Jessen教授和中国宣武医院神经科韩璎教授联合主办，会议得到了中德科学中心的大力支持。会议邀请了中国和德国在AD研究领域的数十位顶级科学家，包括神经科临床医生、精神科临床医生、神经心理学专家、认知神经科学家、临床放射学家、核医学专家、磁共振物理专家等，可谓大牛云集，群星璀璨，为中德国际高水平多学科合作拉开了序幕。
会议由中德双方主办人共同主持，首先由德方主席Frank Jessen教授致辞，他热情洋溢的表达了对千里迢迢来自中国和欧洲各地学者的欢迎，介绍了本次中德会议的计划源于2015年AAIC会议上与韩璎教授的邂逅，两位教授在主观认知下降（SCD）领域有高度共识，决定开展中德合作，这将是推进这个领域研究水平的大好机会。接着是中方主席韩璎教授致辞，她强调了SCD和AD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她再次感谢双方政府对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双方会务组为会议如期举行付出了大量艰辛工作，单单会议筹备就花费了1年时间，但是会议的成功举办将具有中德合作划时代的意义。
会议第一日
韩璎教授
Frank Jessen 教授
第二位讲者是Frank Jessen教授，他就AD临床前期跨国界统一研究方案的挑战展开讲座，目的是细化双方国际合作的时间表。他指出AD这种疾病非常适合多中心研究，要尽早起步开展跨文化合作，引领国际潮流。同样强调了60岁以上AD发病率逐年提升，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随着老年人增加，发病率持续增加。他强调，AD真的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必须合作，才能更好的在这个领域加快发展。但是合作研究还有很多挑战：比如，在世界各地人种之间，AD都是一样的疾病吗？人种之间基因和治疗方式能一样吗？中国和德国人种的病理生理学改变是一样的吗？比如，在中国人种中APOE4发病率是11.7%，但是在白色人种14.9%，这种人种之间差异的研究将非常有利于深入理解AD的本质。听众对不同人种之间痴呆的临床表型差异非常感兴趣，提出人种的文化背景不同，则临床表现也明显不同。另外，还有SCD是AD前期，还是其他各种痴呆类型的前期，SCD是否有不同亚型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Alfredo Ramirez 教授
Alfredo Ramirez 教授来自科隆大学精神科，记忆障碍中心，他重点关注AD相关的基因研究。AD是高度基因异质性的疾病，高达80%的基因异质性，使得我们对疾病理解更加困难。基因在疾病的哪个阶段开始发挥作用还没有研究定论，有必要研究基因是在疾病早期还是某个时间点发挥作用？根据这个假设，该研究组收集了2578例被试，筛查了22个基因，其中APOE仍是风险最高的基因，但APOE4只在60-80岁的被试中增加AD的风险。APOE是发病率居中而且效应也中等的基因，比较发病率虽高但效应很低的基因，或者效应很高但是发病率很低的基因来说，APOE是研究基因效应的首选。但还需要进一步筛选发病率高且效应很强的基因，需要跟表型进一步关联研究，可以涉及分子水平的表型、临床表现、生物生物标记物等广义概念的表型。
茶歇时，观众讨论火热，大家积极交流着研究所得，积极探索合适的合作模式。
贺永教授
下半场精彩继续，首先由贺永教授介绍了AD神经影像脑网络关键区域研究。他提出多模态神经影像的联合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不同模态的影像反映脑内不同的病理改变和状态。提出AD不仅是脑区域间失连接疾病，而且还是脑网络受损疾病。人脑大尺度连接组分析，可以依据解剖或者功能区域建立连接组，依据复杂网络理论，寻找不同群组内重要的节点—核心节点（hub）。贺永团队关于人脑结构连接组的研究论文已经有超过700篇的单篇引用，对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在报告中，他指出，许多研究已经报道人脑网络核心节点区域连接密度非常高，如默认网络。他继续阐述了核心节点的功能连接强度与脑血流量密切相关，越重要的脑区，其血流量越大。核心节点内部的功能连接与PET反应的代谢也密切相关（脑葡萄糖耗量和脑氧耗量）。他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AD脑中连接组出现改变，表现为hub区域的功能连接减低，主要在默认网络，在APOE4携带者中hub的功能连接降低更加明显。最后，他介绍了他们团队开发的脑连接组分析和可视化工具，如GRETNA，Brainnet Viewer等，并欢迎大家积极使用，目前仅Brainnet Viewer工具在近三年就已经超过600篇论文引用，成为该领域的主要软件工具之一。
讨论环节中，Jessen教授和科隆大学多位学者对贺永团队的影像连接组方法和工具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双方期待就Aβ-PET和tau成像的脑连接组方面深入交流和合作。
Stefan Teipel教授
Stefan Teipel教授来自德国神经变性疾病中心，他的演讲题目是主观认知下降（SCD）和AD中的基底前脑胆碱能通路，他发现这个通路在疾病早期就出现退变，也正好解释为何临床上用胆碱能抑制剂治疗AD有效。他提出假说是AD中可以检测到基底前脑胆碱能通路的萎缩，并且在3年随访转化为AD的患者中找到了萎缩的证据。
胡笑晨博士
科隆大学主办方的会务组负责人胡笑晨博士就主观认知下降人群的未来想象与默认网络研究做了精彩报告。她指出，情景记忆具有双面性，从心理学角度讲，情景记忆系统不仅对回忆过去很重要，对想象未来也很重要。使用过去的情景记忆元素，可以更好的进行未来的想象。在aMCI患者中，这两种情景记忆功能均减退。她们的研究证明，默认网络（DMN）与情景记忆的双向功能密切相关。情景记忆中的未来想象功能，可以辅助决策能力。她介绍了一个未来想象影响延迟决策的实验。延迟决策指的是, 大多数人在面临选择当前小额奖励和未来大额奖励之间, 往往不愿意等待大额奖励的现象。比如, 在当前获取20欧元与1个月以后获取22欧元之间作选择, 很多人宁愿选择当前20欧元。这一现象可以通过让受试者进行未来想象来得到改变--即想象未来时, 人们更倾向于等待未来的大额奖励。胡笑晨博士使用任务态功能性磁共振技术(task-based fMRI), 对这一现象的神经机制以及在正常老年人和主观认知下降老年人(SCD)的表现进行研究。该研究表明, (1) SCD老年人的延迟决策能力显著低于正常老年人; (2) 通过未来想象提高延迟决策能力的现象即在正常年轻人, 又在正常老年人中得到体现, 但是在SCD老年人中则没有表现。(3) 未来想象在所有人群中(正常年轻人, 正常老年人和SCD老年人) 中激活默认网络(DMN); 但是在SCD老年人中, DMN的前额叶部分的激活水平低于正常老年人, 这一情景记忆系统的变异可能与SCD人群中缺少未来想象对延迟决策的辅助作用有关。
PET专题讲座
Swen Hesse教授
首先是莱比锡大学的Swen Hesse教授分享了AD的脑PET-MRI规范化扫描参数，并且介绍20min之内可以获得多模态结构和功能MRI图像及淀粉样蛋白PET成像融合，在轻度AD中即可发现显著的淀粉样蛋白（Aβ）沉积，13-19%的AD风险轻度认知障碍（MCI）患者中Aβ阳性。Hesse教授还提出了融合动脉自旋标记（ASL）和脑葡萄糖代谢显像（FDG-PET）是更新的应用方向，可以同步显示代谢和血流灌注信息。他报告过程中展示了一系列PET分子靶向造影剂，如NCFHEB、Flubatine、F-A-85380，使听众大开眼界，这些示踪剂在内侧颞叶摄取降低，与临床量表相关，而且还早于皮层萎缩，是非常早期的标记物
Alexander Drzezga教授
怀着相同研究领域产生的共鸣，科隆大学核医学科主任Alexander Drzezga教授接着介绍了认知下降人群中分子影像学的进展。科隆大学拥有完善的PET中心配置，除了临床型PET-CT之外，还有高分辨PET-CT和动物PET-CT，另外正在购置PET-MRI，配有各种示踪剂的发生器，可以支持各种半衰期的示踪剂显像。他总结到，匹茨堡化合物PET（PIB-PET）直接检测淀粉样蛋白（Aβ）含量，tau-PET检测神经元损伤，葡萄糖代谢显像（FDG-PET）检测脑功能的损伤。PET和MR联合，可以显著提高预测AD进展和鉴别痴呆类型的能力。FDG-PET提供疾病相关的where和how的信息，帮助疾病定位和判断程度，但是不能提示疾病原因。如果Aβ阴性的MCI一般认为是稳定型MCI，不会进展为AD。Aβ阳性MCI则迟早会进展为AD，而且提前发病时间很多年就可以有预测作用。FDG-PET中出现异常的MCI可能提示其短期内进展为AD。Drzezga教授的发言引起了激烈讨论，观众关心正常老化是否也有Aβ和tau沉积，如何区分正常和异常？Aβ和tau谁是原因谁是结果？这些都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证实，目前都难以有定论。但好在PET属于无创性检查，可行性优于病理研究，是目前唯一的检测Aβ和tau的技术手段。
Gerard Bischof 博士
接着科隆大学核医学科Gerard bischof博士就AD临床前期多模态分子和功能影像研究展开讨论。他发现，APOE4携带者淀粉样蛋白（Aβ）沉积增加，他们还比较了Aβ沉积和皮层厚度关系，发现Aβ沉积可以预测4年后的认知下降。他还强调了目前最热门的话题，在脑的低代谢中，tau和Aβ是否有交互作用，他们研究证明，在高Aβ沉积处，tau和低代谢显著相关。
Ozgur Onur 教授
Ozgur Onur教授就记忆编码和巩固过程中的功能性神经网络展开了演讲。他提出海马与皮层的连接分为直接通路和间接多突触通路，他们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的实验设计为，要求被试记住物体的位置和名称（编码阶段），然后要求被试把物体放回原处（任务提取），发现，海马前部和海马后部与任务表现呈明显相关性，海马后部体积越大，任务表现越好。海马与默认网络的功能连接的强度在编码过程中与被试表现能力密切相关。
左西年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左西年研究员给大家准备了静息态功能磁共振重复性验证的大餐。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由于其方法简单，已经在全世界各地研究机构所广泛应用，但是这个技术的重复性和可靠性却一直被研究者忽略。他强调了所有的临床诊断技术必须具有可重复性，才具有科学应用价值。他诙谐的举例，就像打靶一样，我们要保证所有方法学都能直中靶心，如果各种技术都是游离于靶心之外，那么技术的临床价值则大大降低。左西年研究员介绍了由中国科学院心理所领衔发起的国际神经影像大数据共享组织（Consortium for Reliability and Reproducibity: CoRR），联合了国内多家医学中心共享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宣武医院、北师大、南京军区总院、杭师大、西南大学等为主要的数据贡献者，数据共享一年多来已经表现出巨大的领域推动作用。接下来，左西年研究员团队创新性地基于毕生发展影像数据分离出顶叶记忆网络（PMN），并指出PMN与默认网络的不同功能，在不同年龄的被试之间，默认网络稳定存在，但是PMN却在功能上逐步瓦解。最后，他还介绍了旨在建立中国人脑与心理行为毕生发展常模的“中国彩巢计划”（CCNP），为神经精神疾病临床研究和实践提供正常参考。
Michael Ewers 教授
Michael Ewers教授，介绍了认知保护的影响因素。认知保护可以理解为解决认知下降的代偿功能。Aβ和tau沉积相同水平的被试中，有76位发展为痴呆，但是有10位没有进展为痴呆。数据表明，没有进展痴呆的被试中神经元体积更大，也就是说脑的体积较大可能是认知保护的原因之一。
舒妮副教授
下午最后一个讲者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舒妮副教授。她和贺永教授来自同一个研究组，再次强调了他们的共识：AD不仅是一种失连接疾病，而且其脑网络受损。她重点研究了单认知域aMCI和多认知域aMCI，发现在多认知域aMCI中脑白质网络的拓扑组织结构破坏，而单认知域aMCI保留相对完整的拓扑网络，提示多认知域aMCI具有更高的AD风险可能的神经机制。此外还发现同正常老年人相比，aMCI患者的脑网络效率随年龄表现出加速下降，而且脑网络拓扑效率的降低在SCD阶段就已出现，并且与其记忆受损程度相关，这些研究从人脑连接组的角度提示了对认知损伤敏感的可能的影像学标记。
中德论坛第一天的所有日程顺利结束，与会嘉宾们意犹未尽，大家纷纷赞扬这个会议是真正的博彩学术、增进友谊的平台，期待第二天精彩继续。
会议第二日
李慧玲博士
来自德国波恩神经退行疾病研究中心（DZNE）的李慧玲博士后继续报告她的研究课题，她年纪轻轻，但已经在PNAS 、Current biology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们研究团队2015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关于空间导航格子细胞的文章引起了科学界广泛兴趣，该研究是格子细胞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作。她给大家汇报了最新的研究方向，针对APOE ε4对记忆形成的影响。总所周知，APOE对晚发AD有显著影响，他们实验设计用60个物体更换方位的区块（block）设计方式激活内嗅皮层和海马，以检测空间记忆功能，在APOE ε4携带者内右侧齿状回激活减低。结果提示，携带APOE ε4的青年人群比非携带者更容易把熟悉的物品认错为重复的物品，可能是由于APOE ε4影响了人脑的海马齿状回的功能。这项研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发现AD风险的人群，为早期预防提供策略。
陈小丽博士
来自德国神经退行疾病研究中心（DZNE）的陈小丽演讲的主题是空间导航在人类海马和内嗅皮层里的神经机制。她在空间导航任务中分离了路标 （landmark）和身体运动信息（self-motion）的使用。运用功能磁共振技术 （7T MRI），初步研究结果发现，海马更倾向于加工路标信息，而内嗅皮层更倾向于加工来自身体运动的信息，并且初步讨论了这项发现在评估早期阿尔茨海默病上可能的应用。
免疫学和体内体外重要生物标志物专题
上午的下半场开启了AD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免疫学和体内体外重要生物标志物。来自德国著名的神经退行疾病研究中心（DZNE）Michael Heneka教授就AD与免疫关系展开讨论，他指出AD中NLRPS炎症通路激活，NLRPS调节胶质细胞表型，胶质细胞上调了Aβ水平。接着，Natalie Marchant教授介绍了通过主观认知下降和抑郁人群的减压干预调节发现了新的AD生物标志物。Anja Schneider教授的团队多年来一直耕耘在寻找AD的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工作中，她给大家介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Jens Wiltfang 教授介绍了在AD临床前结合血液学多重筛查和影像学验证进行伴随诊断的相关内容。
Michael Wagner 教授
短暂的午休没有降低与会者的学习热情，大家早早就进入会场。下午的讲座由来自DZNE中心的Michael Wagner教授开场，他也是高度关注SCD研究的学者之一。SCD的轻微认知下降很难评估，尤其是代偿期，可能很难有客观指标证实认知异常，但SCD确实有很高的风险转换为MCI，并且最终转换为AD。大量研究表明SCD实际上是AD非常早期的轻微病理改变阶段。他介绍了SCD的诊断标准，强调至少有一个认知区域比正常对照组下降1个标准差以上。他还强调说，SCD是一种精神疾病标志物（psychomarker），但是进行临床量表评估时要排除老年人的视觉和运动障碍导致量表不能顺利完成的情况。
Tobias Luck 教授
来自莱比锡的Tobias Luck教授介绍了DSM-5最重要的改变是增加了轻度认知下降的诊断标准，称为mNCD （mild neurocognitive disorder）。他们研究组收集了莱比锡市的60-79岁之间的老年人, mNCD发生率为20.3%，其中男性为21.1 %，女性19.6%。在75-79岁人群中发病率最高。MCI和mNCD由于其诊断标准相似，导致存在较大部分重叠。最后，Luck教授强调了社会认知功能这一认知域的测量在mNCD中非常重要，但是也有观众提出，也许社会认知功能下降更多的见于自闭症。
Sietske Sikkes 教授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Sietske Sikkes 美女教授，风趣的介绍了她们设施精良的研究中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位于研究中心大厅的郁金香形状的病人候诊室。荷兰Vumc AD中心的主要使命就是为AD患者提供最好的照顾以及先进的科学研究，目前拥有超过4000的病人标本，包括影像、脑脊液、血液等样本库。她强调SCD不等于AD临床前期，并不是所有SCD都会进展为痴呆。他们研究机构发展了一系列SCD量表，其中50%测试记忆认知域，16%执行功能，剩余为其他认知域，她很欢迎世界各地使用这个量表，并愿意见到不同语言的版本，最后，她还强调了研究SCD一定要重视工具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的价值。
郭启浩教授
来自上海华山医院的郭启浩教授介绍了华山神内记忆门诊的历史，人员构成及协作网络。从1996年开始郭教授率先建立了认知门诊，当时只有他1名医生，至今也只有2名医生，但是每周大概会入组30-40个新病人。郭教授介绍临床量表检查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是筛查，第二步是全套神经心理学量表，大概需要测定1-2个小时，第三步是进一步检测认知域，如语言区，后部脑萎缩（PCA）认知损伤区域等。郭教授发表了大量文章，关于不同的量表用于筛查不同的MCI亚型和痴呆类型，他们的随访研究证明，每年约6%的aMCI会进展为AD。接着详细介绍了各种经典测验的修订与验证。以听觉词语测试（AVLT）为例，分析感觉通道，延迟时间对MCl识别与预测的影响。在病例研究部分，介绍了认知小组在语义性痴呆、麻痹性痴呆、桥本氏脑病、血管性认知障碍方面的工作，也简要介绍了AD进展预测与照料者效能的研究。最后，展示了近6年积累的约4千例认知障碍样本库，包括血样本与MRI(结构与功能)图像，德方与会者表示出极大兴趣，初步达成数个合作意想，是本次会议收获最大的赢家。
Emrah Duezel 教授
下午的最后开启了高分辨影像专题。首先由Emrah Duezel教授介绍了7T临床研究，他正在致力于建立欧洲7T多中心研究。他汇报的题目是海马和内嗅皮层的客观事物和情景加工回路以及其在老年人与SCD中的功能改变，超高分辨的图像颇为吸引眼球，可以清晰的显示海马亚区结构，并且血氧水平依赖信号（BOLD）也可以区分由内嗅至海马的顺序通路。但是观众们也讨论了超高场7T磁共振的局限性，除了短期内不可能临床广泛使用之外，还有很高的磁敏感伪影干扰内侧颞叶成像的问题，Duezel教授说，约有30%的BOLD数据由于伪影太大而无法使用，这也是目前7T MRI无法克服的难题。
Henning Boecker 教授
Henning Boecker教授就体育运动保护大脑的主题给大家进行了科普知识宣传，他建议每天都健身，并且用计步器记录强度，有利于保护老年时期的脑功能。他还介绍了他们出版的一本著作，对健康指导和科学研究都非常有帮助，书名是Functional neuroimaging in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
刘振宇博士
来自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刘振宇博士介绍了利用弥散张量成像研究SCD人群白质退化的研究。该研究采用了白质纤维束的空间统计分析（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研究发现，与正常人相比，在SCD患者中存在广泛白质改变（压后皮质、后扣带回、颞中回），并与早期记忆减退相关。同时介绍了影像组学方法在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转化风险预测中的初步应用。
张冰教授
最后一位讲者是来自南京鼓楼医院的张冰教授，她介绍了她们研究组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一个是用临床型全数字磁共振系统和高级后处理方法，提高图像分辨率，分析皮层下核团和纤维亚区结构改变。另一个是关注AD临床意义的功能改变，包括嗅觉障碍和空间导航障碍。她提到嗅觉障碍是一种不受教育程度影响的标志物，非常适合于开展跨国家跨人种的多中心研究。观众对于嗅觉功能检测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有人关心嗅觉检测可能还是会受文化影响，比如中国老年人可能不能分辨巧克力的味道。也有人关心外周性嗅觉障碍（如感冒）是否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张教授一一回答了观众的疑问，并且补充介绍了嗅觉脑功能研究使用的范式，不同的实验设计针对回答不同的科学问题，强调研究过程中，注意质量控制、嗅觉适应性、磁敏感干扰等问题。
会议第三日
Juraj Kukolja 教授
科隆大学神经科的Juraj Kukolja教授就情景记忆的影像学标志物专题展开了讲座。他是一名神经科医生，再次提起了AD的胆碱能通路的重要性，自从1996年开始临床上使用胆碱酯酶抑制剂，有效的延缓了大量痴呆患者的病情。但是也只对25-35%AD有效，没有证据表明对MCI有效。他在本次会议上，第一次展示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他提出的研究假说是，我们是否可以活体无创的检测胆碱能通路，是否乙酰胆碱累及记忆功能？累及记忆编码还是固化、提取阶段？可见的现象是，记忆在夜间发生固化，此时的乙酰胆碱水平较低，白天进行记忆编码时，乙酰胆碱的水平较高。结果证明，乙酰胆碱对记忆的影响与基线的记忆水平负相关。使用11C-MP4A -PET成像可以成功示踪脑内胆碱能通路，而且摄取水平与局部的乙酰胆碱活性有关，乙酰胆碱酯酶活性与词语记忆有关。
黄瑞旺教授
紧接着，场上气氛活跃起来，华南师范大学的黄瑞旺教授诙谐幽默的带大家进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领域。黄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正常人脑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影像分析方法稳定性，他首先提出了不同的研究发现了不同的标志物，这些指标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任何研究组都可以重复出来实验结果，否则就是不可推广的科学错误。他举例说，如果医生给一个男性患者诊断为怀孕，则是发生了Type I 错误，如果医生漏诊了一个真正怀孕的妇女，则发生了Type II 错误。这两种错误在科学研究中非常常见。他说，相同的实验设计，但是分析的结果不同，这到底是分析软件出了问题，还是实验设计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信号+噪音都是测量指标，如果不考虑噪音就得出的结果是不可信的结果。黄教授拥有非常强的物理知识背景，因此对图像信号处理上有独到见解，他提出要平衡信噪比（SNR）和杂波-噪声比（CNR）的关系，才能最大程度的控制噪声，而提高图像分辨率。黄教授还介绍了非常有趣的一个重复性实验设计，他邀请了13位体育世界冠军，给每个人每天扫描3次，目的是比较图像结果的稳定性和探索长期体育训练对脑的塑形影响。他发现确实有一些脑区是非常稳定的跟训练有关，多次重复试验均能检测出该脑区，主要为皮质运动区。但是相当一部分脑区则是偶然事件，只能在某一次分析中发现。黄教授的讲课使与会者受益匪浅，他提出，科学是简单的事实，统计学方法只探索这个事实的工具，大家要更加认真的在收集数据过程中注意重复性检验，更加审慎的解释实验的结果。
Lukas Scheef 教授
来自波恩大学医院放射科的Lukas Scheef教授也是物理师，他对刚才黄教授的精彩报告非常感兴趣，也在图像数据重复性和稳定性领域颇有建树。他提出了如何发现早期诊断标志物的系列方法，可以使用体液指标，如脑脊液，但在健康人群中难推广；可以使用血液指标，但一样难以推广；他提出，PET/SPECT/MR属于无创检查，联合临床量表，是筛查主观认知下降可行性最高的方式。除此之外，Lukas Scheef 教授课题组也应用神经影像技术对主观认知下降人群的大脑皮层厚度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相对于正常对照组，主观认知下降病人左侧内嗅皮层的皮层厚度存在显著降低。他接着还提出，为了更好的探测AD疾病进展过程的神经机制及早期影像学标志物，我们不仅要大尺度脑水平的研究，还要关注更微观的脑区在AD前期临床阶段的变化。最新的研究表明基底前脑胆碱通路可以纵向预测内嗅皮层的退变。通过非常精细的基底节前脑胆碱能通路模板，Lukas Scheef教授课题组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发现主观认知下降病人在基底节前脑的Ch1和Ch2亚脑域存在体积的降低。Lukas Scheef教授还认为胆碱能基底节脑区可能对大脑的功能网络也存在调节作用，这将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Alexandra Polcher 博士
来自DZNE中心的Alexandra Polcher博士是一位神经心理学家，汇报了在SCD和MCI中面孔-姓名联合识别的研究。联想记忆属于情景记忆的一种，内嗅皮层和海马起到编码情景记忆的作用，而在AD病理过程中这个功能首先受累。他们发展了一个联想记忆测试算法，称为配对联想识别测试（FNART），目的是鉴别SCD和MCI。结果显示，FNART可以区分脑脊液Aβ阳性和阴性的SCD病例，可以很好地区分SCD和MCI。
Steffen Wolfsgruber 博士
来自波恩DZNE中心的Steffen Wolfsgruber博士后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神经心理学家，他也就本次会议的重点-SCD的认知评估展开讨论。他提出了SCD问卷应该作为SCD Plus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可以检测高AD风险的SCD。他还详细介绍了量表中的经典的4个问题，比如您是否会忘记经常使用的电话号码？您是否会忘记今天是星期几？您是否忘记今天是这个月的第几天？您是否感觉有时脑子像放空了一样？这些问卷都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可以非常好的调查认知状态。
闭幕式
3天的会议日程顺利结束，会议主办方负责人胡笑晨博士主持了闭幕式，她首先总结了本次中德会议的成果，感谢来自中国、德国、欧洲其他国家的参与者们。她提出本次会议共进行了40个精彩报告（篇幅原因，没有全部介绍），涉及AD研究的所有领域，包括神经心理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影像学等。其中MRI的演讲最多，但是脑脊液和PET研究较少，下一次要增加双方对应的研究内容，以促进更好的合作。在MRI研究中，德国方专家的报告是更多的使用了任务态研究，而中国学者更多的使用了结构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她总结了各位学者报告中可能具有跨文化合作意向的几个计划，比如，Ramirez教授开展的欧洲人种GWAS研究方法有可能用于中国样本。张冰教授提到了嗅觉功能磁共振可能是非常适合跨文化的标志物。Sikkes教授提供的SCD问卷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IADL）有可能翻译成中文使用。韩璎教授和Frank Jessen教授准备首先联合分析现有SCD数据，以期发现文化差异对认知的影响。Dix Meiberth，Ann-Katrin Schild和郭起浩教授准备联合开展不受文化和人种影响的神经心理测试研究。
她还提出了合作时间表，比如下一步合作计划的制定，联合申请课题，并欢迎大家参加第二届论坛，计划于2017年10月的第二个工作周在中国举行。
然后是德方会议主席，Frank Jessen教授总结到，中德会议论坛的模式可以拓展到中国和其他国家，非常期待第二次论坛在中国举行，我们中德两方可以联合分析数据，共同分析分享数据的成果。国家之间，虽然不能交换人类生物样本，但是可以交换分析数据的结果，联合发表高水平文章，很有信心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成果。
最后由中方主席韩璎教授进行大会总结，她非常激动的说，这次中德论坛太成功了，感谢中国和德国会务组的辛勤付出和周到安排，感谢胡笑晨，李慧玲，孙宇等同学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努力。她建议，我们中德双方可以联合磁共振，PET-MRI和基因数据，率先分析人种差异。中德双方已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她希望，参会嘉宾可以形成match更多的合作意想，她祝愿明年10月份在中国举行的第二届中德合作论坛上与会者都能够展示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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